县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似乎已经浸透了陈立冬的每一个毛孔，与他内心的绝望和恐惧融为一体。怀里那份法院传票，像一块不断散发热毒的烙铁，日夜灼烧着他的理智。母亲的病情稍稳，但依旧虚弱，每一次探视，都像是一次无声的审判，让他无地自容。 他不敢对父母提起传票的事，那无异于在垂危的病人心口再插一刀。他只能将这份天大的恐惧死死压在心底，一个人消化那即将面临刑事诉讼、可能银铛入狱的惊惶。他甚至开始病态地搜索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判例，那些冰冷的刑期数字，看得他浑身发冷，夜不能寐。 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这内外交困的压力碾碎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临。 那天下午，他正拄着拐杖，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犹豫着是买最便宜的馒头还是给母亲带一盒稍微好点的牛奶——抵押房子得来的钱，在医院的吞噬下已所剩无几。一个穿着略显皱巴西装、腋下夹着个旧公文包、眼神却透着精明的中年男人拦住了他。 “请问，是陈立冬先生吗？”男人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周正明律师”的字样，以及一个本地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 陈立冬警惕地看着对方，没有接。经历了催债马仔和法院传票，他对任何陌生接近者都充满了戒备。 周律师似乎见惯了这种反应，也不在意，收回名片，压低声音道：“陈先生，别紧张。我受朋友所托，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是关于……你那张银行传票的事。” 陈立冬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怎么会知道传票的事？消息传得这么快？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陈立冬的声音干涩，带着敌意。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周律师看了看周围熙攘的人群，“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或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想办法？”陈立冬像是听到了天方夜谭，语气带着讥讽和绝望，“我能有什么办法？等死而已。” “话别说得那么绝对。”周律师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混合着算计和自信的光，“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银行起诉，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追回欠款，并不是非要把你送进去。这里面，有操作空间。” “操作空间？”这四个字，像黑暗中突然划过的一丝微光，尽管微弱，却瞬间吸引了陈立冬全部的心神。他像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盯着周律师，“什么操作空间？” 十分钟后，在医院后院一个相对僻静的长椅上，陈立冬听完了周律师的“分析”。周律师显然做足了功课，不仅知道他的欠款金额、银行起诉的情况，甚至隐约点出了他可能涉及的“缅北经历”以及母亲重病的现状。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很微妙。”周律师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说，“银行证据确凿，走正常程序，你败诉是必然，而且刑事风险不小。但是，你也有你的‘优势’。” “优势？”陈立冬茫然，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这烂泥般的人生还有什么优势。 “第一，你母亲重病，这是博取同情的极佳理由，无论是在法庭调解阶段，还是万一……到了量刑阶段，都能作为一个重要的酌情考量因素。第二，你态度要好，要表现出强烈的还款意愿，但确实无能为力的困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周律师吐出一个烟圈，目光锐利地看着他，“银行是机构，不是个人，它们有业绩考核，有坏账率指标，也有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影响声誉的顾虑。真的把你送进去，它们除了出一口气，能得到什么？钱还是要不回来。所以，它们的底线，往往是收回本金，或者大部分本金。” 陈立冬的心活络了一些，但依旧沉重：“可我连本金都还不起……” “所以需要‘拖’，需要‘谈’。”周律师掐灭烟头，“收到传票，不代表立刻就会开庭判决。这中间有答辩期、举证期、调解期。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程序，尽量拖延时间。同时，我可以尝试代表你，与银行方面的法务或委托的律所进行沟通，争取达成庭外和解。” “和解？” “对，和解。”周律师点点头，“核心就是‘拖字诀’和‘哭穷术’。我们会向银行强调你的实际困难——重伤未愈，母亲病危，家庭极度贫困，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除了那个已经抵押了的农村房子，价值有限且执行困难）。表达你强烈的还款意愿，但恳求对方给予宽限，制定一个极其漫长、但看起来有希望的分期还款计划。很多时候，银行为了避免漫长的诉讼和执行程序，也为了那点可能收回的本金，是愿意坐下来谈的。” 陈立冬听着周律师条分缕析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