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晋文公薨，诸侯纷乱，楚复称王而不朝，郑复附楚；秦袭郑不得，秦晋战于殽；宋齐吴三国，伐鲁及东夷，三分其地，约以来年灭东莱，战乃止。 征东之战完毕，另说南楚事。闻楚国反复，宋襄公遣司寇墨翟，率上下俩军及门官部队，共战楚军。 墨翟嘱公子子御静守三关，以隔绝楚之南北。留徒兵部分，驻守方城；改车兵为骑军，疾驰唐地，监察楚国西北诸邑，以及国都动向，斥候往返，以寻时机。 其时郑国君主郑穆公，昔日曾仕于晋，侍晋文公甚恭。及公元前630年，晋秦伐郑，秦叛盟返，晋尚助其回国，立为太子。 已逐秦大夫杞子等三将，秦之袭郑，事泄漏反。郑国上下庆幸而防御松懈。 及闻秦晋战，以为秦必复仇于晋，而晋将无暇东顾；另近期制邑、祭、暴及垂陇四邑，相继割归晋属，郑愈加困顿，故今甫继位，逢晋文公薨，既盼复地，又期得楚盟而扩地，遂出军战宋，拟解三关而释楚北来。 司徒博彦留三仟人守棠溪，领门官柒仟，皆乘马，换工坊新出利剑宝弓，急袭长葛。时乐耳为长葛将，宋门官偷城而入，袭守军，擒其将，更其衣，易其帜，趁夜疾驰，速至新郑。胁乐耳而诈得其城，执其君而召回其军。郑军遂半途而返，不与楚盟。司徒博彦复遣使至制邑，通于晋将，请制邑之驻军，出兵新郑，共为威慑。 准备妥当，司徒博彦，拥郑穆公，召群臣朝议。待左右立，拜穆公而言道：“臣闻公曾奔晋，得仕晋至大夫，其间待晋文公甚谨，其爱幸君。” “先年，文公原属意公为先导而攻郑，因公言父母之国而罢；后秦叛而文公以君为太子，方允郑和。所为者何？单祈公得位而晋郑世代友好也。” “今文公方薨，公初登位，更弦易辙，叛晋而复楚。于公，置文公诸侯伯位而不顾；于私，弃文公扶立之恩而不亲，不知此举于忠义何？望公有以教臣及众卿。” 郑穆公闻言，开声应对：“郑，朕之父母之国也。昔日，不得见容于郑，故使晋。晋，朕之二乡也。得遇文公，尽展其才，睦于公卿，其日和合。” “晋攻郑，朕不愿也；郑离晋，弗朕意也。然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取郑而弃晋也。此乃先公后私之举，上臣以为何？” 司徒博彦辩言：“如公所言，文公之情，私也，郑国之实，公也，以公胜私，可矣，臣亦以为是。然则晋者，襄王之诸侯伯也，继齐桓霸业，从尊王攘夷事。楚者，并称王于周室，蛮夷也。文公盟诸侯而惩楚，得其去王号而朝周，复中原之礼，周宗幸事也。今文公甫薨，而楚复叛，称王而不朝，复举蛮夷。公舍中原而就楚，弃家国而近贼，舍教化而从蛮夷，欲披发左衽乎？” 郑穆公驳曰：“上臣之理，正也。吾亦不敢或忘王室之恩。上臣之宋，得周之恩，以为尊客，隆以公爵，允以天子礼乐，奉商宗祀，无有他患。然自东迁起，百来年间，武王之封，丧而无祀者几何？郑卫蔡陈者，蕞尔国也，居晋楚间，旦夕祸福。早晚所虑者，祖宗大庙也。望上臣谅之。” 司徒博彦道：“臣幼时曾闻有村，名周家庄，周族自居，耕种为生，然村尾接山，虎常出没，不时伤人。敢问于公，若为族长，何以处置？” 郑穆公曰：“遣人巡察，虎至则鸣锣，聚众燃火以驱，恫吓而走，反复数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