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准备，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运行和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些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的问题我们就需要研究，需要探索。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走过了几百年，它们有很多实践经验，相应地产生了很多总结这些经验的理论，提出了许多概括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所缺乏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可能有错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们有启发，有参考借鉴价值，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即便是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只要认真研究了它们，知道了它们为什么会出错，错误的危害在哪里，我们就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少走弯路，就可以知道应该扬弃什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正在进行，我们有必要把眼界向西方开放，看看人家的市场经济实践是什么样的，看看人家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什么样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哪些对我们有用，我们应该怎么去正确地看待它们，这些理论、这些实践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主要是这样一些客观需要造成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态度的变化。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境遇变迁的三个阶段是充满着分歧和争论的。根据我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学有过三次大争论：第一次大争论是高鸿业教授翻译出版了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大争论。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出版在中国学界引起了轰动，年轻的学者和当时在校的青年学生觉得这本书很有趣，书中的知识是全新的、丰富的，很多概念、方法和理论在过去闻所未闻。这本教科书当时很畅销，甚至一些摆地摊的小商贩也在卖萨缪尔森《经济学》。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大多数人最初也是通过阅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了解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初步认识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本教科书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自然就引起了质疑和争论，“我们怎么看待萨缪尔森《经济学》? ”高鸿业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他翻译了这本书以后，学界有一些人批评他责问他“为什么要翻译萨缪尔森这本反动教材？”“为什么要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有人提出，高老师必须写批判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文章，以消除这本书的错误影响，帮助青年学生和学者正确认识萨缪尔森《经济学》。于是，高老师写了“十评萨缪尔森《经济学》”，连载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2期至1985年第5期上。第二次大争论是1994年在北京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高校理论战线杂志社连续举办的三场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参会者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其中以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居多。这三场报告会主要是讨论如何评价和正确对待 西方经济学。组织这个学术讨论会的背景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之我国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转到以应用为主的阶段。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当时的一些学者、一些文章言必称科斯和科斯定理，并认为科斯定理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由此引起了学界的担忧：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不是过头了？所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这样大规模的研讨会。这个讨论会后来出版了三本论文集。第三次大争论是由2005年7月刘国光先生发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引发的。这篇文章产生的背景主要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第二个阶段比较起来可能更加亲西方经济学了，应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和模型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