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是以解决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为导向，进行资金、人才、设备深度捆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实质性研发实体。他的目标名单，不再仅仅是浙大或华南理工，他的笔尖落在了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电）这些在国内集成电路设计、计算机操作系统、现代通信技术领域拥有绝对顶尖实力的学府名字上。 他在纸上勾勒出几种具体的合作模式构想： 项目委托攻关：由华创出资，向合作高校的特定院系或实验室发布具体的研发课题，例如“面向工业自动化的高实时性嵌入式操作系统稳定性优化”、“用于数控机床的专用运动控制芯片核心算法设计与验证”等。目标明确，周期清晰，以解决华创当前面临的具体技术瓶颈。 共建研发实体：与高校共同投入真金白银和先进的研发设备，成立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联合创新实验室”或“前沿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由双方共同管理，研发人员由高校教授、博士生与华创的资深工程师混编组成，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由双方共享，成果优先且优惠地授权给华创进行产业化和市场推广。，！ 人才联合培养与引进：设立“华创卓越奖学金”和“华创博士后工作站”，定向资助和培养在相关领域有潜力的博士、博士后。学生在校期间即可参与联合实验室的项目，毕业后经由考核，优先进入华创的核心研发部门工作，形成一条稳定、高端的人才输送管道，从根本上提升华创的研发基因。 王钦清楚地知道，这几种模式无论选择哪一种，都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且至少在三年，甚至五年内，都很难看到直接的商业回报。这势必会引来公司内部一些追求短期业绩的管理层，以及尤其看重投资回报周期的港资董事们的强烈质疑和反对。但他决心已定。他准备在下次的董事会上，拿出一份长达五十页、数据详实、论证严密的《关于建设校企联合实验室的可行性报告及未来十年技术风险与收益评估》，用严密的逻辑和远大的愿景，去说服他们，为华创的未来投资。 而“星辰”，则代表着仰望星空，布局前沿，捕捉下一轮技术革命的曙光。他在白纸的另一端，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在当时的中国看来还略显超前、却让他每每思及便心跳加速的词汇：“互联网（ter）”、“移动通信（gs/cda）”、“数字多媒体技术”。 上次在北京参加那个技术研讨会，专家关于全球互联网（当时还多被称为ter）发展的介绍，虽然语焉不详，国内接入节点更是凤毛麟角，却在他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能够将全球所有计算机连接起来的、无形的、颠覆性的未来网络世界。陈浩负责的局域网管理软件，或许就是华通往这个宏大未来的一颗微不足道却又至关重要的种子，是练习“网络”内功的。 他决定，在即将筹建的联合实验室的长期研究课题中，必须加入对tcp/ip网络协议栈、早期路由器/交换机技术的跟踪、分析与仿制研究。同时，他给新成立的、由他直接领导的“战略预研部”下达了第一个长期任务：开始系统性地搜集、整理、编译国外关于互联网技术标准、商业模式和发展动态的最新情报，形成内参简报，哪怕很多概念和技术目前在国内尚无应用场景，看起来如同天书，也要坚持积累，等待“水滴石穿”的那一天。 他还注意到了多媒体技术的巨大潜力。图像、声音的处理与计算机的深度融合，他预感到这必将催生全新的应用和巨大的市场。他大笔一挥，批示给那个在上一轮经济寒潮中被收缩、如今已重新激活的“多媒体技术预研组”增加了额外预算，要求他们开始着手研究基本的音视频压缩编码算法（如当时初露头角的jpeg, peg-1），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多媒体电脑”时代，做好技术储备。 这些前瞻性的布局，就像是在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