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排行榜50周年时，曾经宣称，大企业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之一。《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更进一步将“现代公司”，列为与美国宪法同样伟大的社会发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政治的桥梁”。这显然是现代文明对公司意义精辟的见解。 简单的说，公司可以创造属于它们自己的有力世界，而且有其不凡的使命。而在中国，远非如此。 新世纪以降，一波又一波的企业大震荡，最终让中国当代商业史，在其20多年的经验积累之后，依旧充满动荡和深不可测的命运危机，这不仅是企业人物的沉沦，企业的危机，甚至覆灭，而且演变为一场本土企业主流价值的塌陷。这反过来进一步加重本土企业群体的危机。 人们不免困惑：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它的进步？ 与25年改革史，如影相随的中国当代商业史，其20年的价值尺度如何刻下？ 人们不禁追问：中国政治与企业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战略？我们是“告别强盗资本家”，还是告别中国式的官商勾结？新政商关系能出现吗？一场以社会基本伦理为代价的致富和崛起，还要继续吗…… 最终，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展开其内外“合作秩序”，在一场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现代文明大扩展中，获得主流价值？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上，经济学曾经因为其对于中国市场走向持续的倡导与论证，获得异乎寻常的主流地位，并由此成为中国商业时代的启蒙哲学，但在一个中国从政经改革驱动，转向企业价值和竞争力为新动力的巨大转型时代，就需要新的真正抓住历史本质的思想坐标。 彼得？德鲁克对于现代工业社会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其奠定管理学源流，而在这个国家已经引起相当的重视。这不仅在于德鲁克探索和建构的知识体系，而且在于其对于全球企业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刻洞悉，以及远见卓识。上个世纪50年代，他就“预测到计算机技术总有一天如何彻底改变商业”，而在60年代初，他就“前瞻性地呼吁人们关注日本即将崛起为工业大国”，而在20年后，他又“警告日本将面临经济停滞”…… 而在美国再一次成功捍卫“美国世纪”时，德鲁克却宣称“美国的经济主宰地位已经结束。正在兴起的是一种由区域集团组成的世界经济……” 对于正在理想中以美国商业史为蓝本的中国企业界，在超级CEO杰克？韦尔奇，战略思想家迈克尔？波特，营销专家科特勒……大行其道之时，德鲁克对于中国时代独特的价值在于，他以其深刻的企业哲学笔触，将一个正在行进的时代真正的本质揭示：一个自由企业社会的诞生，以及其基本的体系和命题。这让弥漫于时代上空的流行思想和口号变得软弱无力。在这之前，中国的历史时代，在界定自己的时代坐标时，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词汇。 在6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标定全球文明的走向时，德鲁克就开始了这种分水岭式的思考和写作。“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关于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讨论了……论述大型商业公司与自由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德鲁克的视野里，大企业，即大型的综合性生产单位在过去50年中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大企业中获得什么，围绕着大企业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 在德鲁克看来，在自由企业体制下的大企业，作为决定性和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它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而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和塑造：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技术，以及大型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 那么，以美国为蓝本的自由企业社会，其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这不仅在于“除非发生重大灾难……否则没有任何事务能令绝大多数美国人放弃他们对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信念”，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体系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正如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所说，组织的目的就是“使一群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企业社会的价值链被永久的打通了。 对于巨变时代的中国企业，及其价值；一个正在崛起的企业社会的成长和壮大所需要的大政治；巨变时代的中国国家战略与公司战略……德鲁克深邃的思想体系无疑能够为我们指路。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对彼得·德鲁克的理解（1） 伟大人物似乎都是一个使命在身的人。德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