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开始时，希望能了解到“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和各利益成员的立足点，我们得出这样两个结论： ■ 利益越相近，合作就越可能成功。 ■ 每个企业，在相同的环境下对待利益伙伴的方式越接近其他喜欢被对待的方式，利益共同体的实现可能就越大。 我们认为，利益共同体将会为企业的管理、生产和市场战略以及整体业务带来新的机遇。企业不但有可能通过利益共同体得到所需要的利益关系，同时还会高兴地看到自身所占据的市场层面在扩大，可以和利益伙伴一同获得成功。简单地说，就是将蛋糕做得比原来更大，同时帮助利益伙伴和自身获得一份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很大的份额。 政府支持：政府也有它的所需 对于中国先锋企业来说，受到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以及赢得社会推崇和认可的企业形象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成长路径。我们从宝钢集团联合各上海钢铁公司成为钢铁联合企业的过程中看到，由于获得国家和上海政府的不懈支持，并与政府共同建设，宝钢迈向了世界级钢铁联合企业。在我们的研究成果里，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政府支持得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政府与企业产生共同利益，说明政府也有对企业的依赖和需求。 上海宝钢集团的联合重组，历经五年磨合，三次握手，促成联合各方作出市场化的选择。宝钢与上钢（即上海冶金控股公司）、梅钢同为钢铁企业，又同处上海地区，无论产品的互补、物流的便捷还是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三家都应该尽早成为一家。毕竟，做大做强以抗击国际市场的风浪，是中国企业必然的选择。 宝钢的难题 1993年和1995年，中央和上海曾经两次启动宝钢与上钢的联合，一次是国务院正式批准，一次甚至已向外界公开宣布，然而，都因种种体制和观念上的障碍而一再搁浅。宝钢是上世纪70年代末新建的中央企业，技术设备先进，基础实力雄厚，光一个三期工程就自筹资金500多亿元。按照这样的发展势头和后劲，宝钢自成体系、自成规模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当时宝钢也有一个集团化的规划，但都是一些跨省市的兼并控股甚至投资建厂。这将导致资金分散，产品又无内在联系，这样的集团规划实施起来，对于集团终究未能形成整体效益。至于家门口的上钢，因为是上海地方企业，体制障目，视而不见；即使有政府的启动，实施工作令宝钢担心是否会遭遇到预想不到的挑战和陷阱。宝钢预想到与各钢厂联合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稳固支持，集团化的规划并不可行。 政府的需求 上钢虽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企业，但却是国内品种最齐全、自我配套能力最强的钢铁基地，最多时，可以生产国内钢材70％的品种；其主体企业上钢一、三、五厂也都是国家的重点骨干企业，为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对于上钢的发展，许多老钢铁有着很深的情结，哪怕是勒紧裤带也要搞技术改造，把上钢撑下去。如果和中央企业联合，从此上海没有“自己”的钢铁工业，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事实。 就上海市政府看来，上钢的实际情况是，由于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种种原因，上钢的许多技改项目要么是产品没有竞争力陷入困境，要么是资金缺口太大而中途夭折。到1998年末，上钢所属十家企业主业全面亏损，最高的亏损额达亿元3。时至1998年，上钢扭亏脱困的压力进一步加剧，而宝钢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加速资本扩张的要求也空前迫切。 与政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在中国，国有资产由国有资产代表即国务院管理，国务院不同意，是无法进行产权变动的。因此，国家和上海两级“出资人”对上海地区钢铁工业资产作出战略重组的果断决策，即上海市政府将上钢和梅山钢铁公司的国有资产全数无偿划拨中央，由国务院委托宝钢集团经营，成立上海宝钢集团公司。 “只有放手，才能留下”。上海市委市政府洞悉市场大势，意识到再这样拖延，不打破“条块分割”的各种制度，最终会损失国有资产。组建上海宝钢集团被列为上海当年国有资产重组的一号工程，市领导直接听取汇报。为了解除宝钢接收上钢的后顾之忧，上海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将过去上钢上交所得税返还的政策继续延续，用于减员安置。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水到渠成——宝钢和上海冶金控股集团、梅山钢铁公司宣告联合，成立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作为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重要策略的实践，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经济界和世界冶金行业的瞩目。  ＇返回目录＇   。。 第五章 利益共同体（3） 上海宝钢集团从联合一开始，就坚决摒弃了这种内部平调的思路。由宝钢、上钢和梅山三方组成的董事会，在国务院委派的领导下，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共识：核心企业是集团的重要支撑，只有保持和发展核心企业的强势，才可能有集团的整体优势；宝钢除了有形的资产，更有价值的是无形资产，即资信、管理、网络、文化和人才等。 我们从宝?